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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5年掀起的轰轰烈烈的全行业反“内卷”浪潮，随着《汽车行业价格行为合规指南》（以下简称《指南》）于2026年初的落地实施，迈入动线日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到《指南》发布即实施，仅用时两个月，既体现了政府的高效与决心，也折射出当前汽车行业对于反“内卷”和高质量发展的急迫与渴求。

　　近日召开的全国两会，处处释放反“内卷”的强烈信号。2026年政府工作报告着重提到，加强反垄断、反不正当竞争，强化公平竞争审查刚性约束，综合运用产能调控、标准引领、价格执法、质量监管等手段，深入整治“内卷式”竞争，营造良好市场生态。

　　日前，中国汽车流通协会启动落实《指南》工作小组筹备工作，多措并举推动指南落地见效。与此同时，中国汽车工业协会发布了关于重点车企供应商货款账期承诺落实情况的调研报告，对17家车企践行承诺情况进行了公示，并强调了亟待整改的问题。

　　《指南》这道“紧箍咒”能否遏制“内卷式”竞争，还汽车业一个公平竞争的健康发展环境？

　　三年前，某合资品牌以“政企联合补贴”9万元的劲爆优惠幅度拉开了国内价格“内卷”的大幕，此后无论是新能源车品牌还是燃油车品牌都不约而同举起“价格屠刀”。“等等再买，等等还能再便宜”，逐渐成为潜在购车客户的惯性思维。与此同时，日益缩短的降价周期背刺了越来越多的老车主，导致客户满意度下降、投诉不断，汽车品牌信誉受损。更令人担忧的是，当企业利润长期无法覆盖成本时，低价与低质相伴而生。上游入不敷出的零部件供应商降低了配件质量，下游的经销商则绞尽脑汁探索“灰色地带”，从中开源。

　　中国汽车流通协会乘联分会数据显示，从2019年到2024年，中国新车均价连续五年实现增长，从15.1万元/辆涨至18.4万元/辆，但时至2025年，中国新车均价降至17万元，较2024年下滑了7.5%，且已低于2022年的17.3万元。显然，汽车行业发展已陷入“亚健康”状态，隐藏的风险持续加剧，汽车行业加强监管已经刻不容缓，亟需政府这双“无形的手”对失衡的价格秩序予以纠偏。

　　去年6月1日，修订后的《保障中小企业款项支付条例》发布并于当年9月1日起开始实施，条例明确了机关、事业单位的付款期限一般为30日，最长不超过60日，大型企业支付期限一般为60日，规定了禁止变相拖欠等行为，并强化了监督管理与投诉处理机制，旨在建立长效机制，解决拖欠中小企业账款问题。

　　同年11月，商务部、工信部、公安部、海关总署四部门联合发布《关于进一步加强二手车出口管理工作的通知》，其中明确提出严控“零公里二手车”出口。自2026年1月1日起，申请出口距注册登记日期不满180天（含180天）的车辆，需补充提交车辆生产企业出具的《售后维修服务确认书》，无法提供则不予发放出口许可证。

　　事实上，在汽车流通领域存在着更为广泛而隐秘的价格问题，只是多年来隐匿于车市的高速增长之中，诸如长期设置高溢价定价、制定繁琐的返利机制、向经销商压库、低于成本价销售、对付费解锁功能告知不到位、收费不明码标价或只收费不提供服务等价格方面的问题，与厂家拖欠供应商账款、任其“零公里二手车”出口一样都会严重损害汽车产业的健康发展。不仅如此，流通环节中的价格问题还会直接侵害终端消费者权益，引发消费者投诉，导致负面舆情。另外，如果任由汽车产业“内卷”愈演愈烈，甚至蔓延至海外市场，必然会伤及中国汽车品牌和中国汽车产业的海外声誉，影响汽车产业“走出去”的大局。

　　汽车行业的今日之困，其实早有前车之鉴。2016年之前，中国钢铁行业多年野蛮生长，导致国内市场发生了严重的价格倾轧，同时国内企业也失去了钢铁出口的定价权。再向前追溯，上世纪90年代，中国摩托车曾风靡东南亚，依靠比日本品牌低一半的价格优势，一度将日系品牌逼到市场边缘。统计显示，当时中国摩托车的市占率高达90%。但随后，中国品牌之间展开价格搏杀，价格战愈演愈烈，恶性竞争最终导致产品质量大幅下滑，中国品牌的口碑也随之崩塌。

　　不仅政府，企业对于价格“内卷”的持续升级也是积蓄了满腔愤懑。在2025年的中国汽车重庆论坛上，多家车企和供应商负责人均直言不讳地谈到，无底线的价格竞争给汽车行业造成极大伤害，希望早日回归到原有秩序和健康的竞争态势之中。更有企业直言，部分企业一味高举“内卷”大旗、争当“卷王”，这种行为如果持续下去，国家投入巨额财政资金培育的汽车产业生态，很可能会被带偏方向。不顾成本的压价最终会导致零部件和整车质量下降，产品一致性失守则会威胁到产业安全。

　　上述会议召开3天后，工信部随即宣布，组织开展2025年度道路机动车辆生产企业及产品生产一致性监督检查工作，督促企业规范生产经营和宣传营销行为，守牢道路机动车辆产品质量安全底线，切实保障消费者合法权益。工作要求各有关道路机动车辆生产企业要高度重视，积极配合监督检查工作，落实生产企业主体责任，切实提升产品质量安全水平。对于经检验检测相关产品不符合相关国家标准要求、违反生产一致性管理要求的企业，采取公开通报、暂停相关产品《公告》、暂停企业新产品申报等处理处罚措施。

　　时至去年12月，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着眼全局，深入分析了我国发展面临的老问题与新挑战。会议提出，“必须做到既‘放得活’又‘管得好’”，强调“放”的目的是破除影响生产力发展的体制机制障碍，“管”的本质要求是建设法治经济。

　　从上游生产端看，去年6月，全国17家重点车企积极响应落实国务院修订后的《保障中小企业款项支付条例》，陆续作出“供应商支付账期不超过60天”的公开承诺。以此承诺为起点，政府划红线，收集违法违规线索，约谈警告相关企业，直至做出处罚的步骤，开展对行业的监督检查。

　　近日，中国汽车工业协会发布关于重点车企供应商货款账期承诺落实情况的调研报告。其中提到，部分车企在供应商货款支付上仍存在变相延长账期、以缩短账期为由要求供应商下调产品价格或接受其他不合理条款等问题，需要持续督促车企严格、及时履行账期承诺，同时加强行业自律工作，共同维护公平、诚信的市场环境，推动构建高效协同、互利共赢产业链供应链生态。

　　“当前汽车业‘反内卷’首当其冲是要政府针对汽车行业内各种不规范行为‘划定红线’。强调支付账期、产品一致性、真实二手车出口和价格合规都是在给企业提醒，不要越界。如果企业不能通过自查自纠完成内部整改，那么工信部、发改委、市场监督总局一定会采取相关措施对违规企业予以警告或处罚。反‘内卷’没有时限，政策组合拳将推动汽车产业健康回归良性发展的轨道。”中国汽车流通协会副会长王都在接受《中国汽车报》记者专访时强调。

　　他表示，《指南》的底层逻辑与遵守支付账期、坚守产品一致性是相通的。任何产业要健康发展，产业链各环节都需要维持合理的利润水平。车企低于成本价卖车，财报连年亏损，就会向零部件供应商和渠道网络传导压力，将会影响产品和服务质量。因此，要治理汽车流通端的价格倒挂问题，不能头疼医头、脚痛医脚，而要从源头治理，其实质是维护产业链中利益的平衡。他直言，有序引导存在合规瑕疵的企业进行调整优化，让坚持长期主义的企业在行业里站住脚，汽车行业生态才能健康可持续。

　　众所周知，在汽车业正在经历的智能化、电动化、网联化变革中，不少新能源车企借助国家和地方政策红利、流量红利得以实现跨越式增长，其应将一部分利润应用到科技创新、提升产品质量、优化行业基础设施等方面，积极承担社会责任，促进汽车产业高质量发展，实现产业生态的互利共赢，而非用于与竞争对手“卷”得你死我活的资本。

　　记者了解到，中国汽车流通协会已开启落实《指南》工作小组的筹备工作，呼吁各会员单位积极响应，主动参与到筹备工作中来。该工作小组将聚焦《指南》核心要求，针对汽车流通领域的价格合规痛点，牵头梳理行业实践难点，统筹推进《指南》细化措施的研究与制定。筹备期间，工作小组定期召开专项会议，诚邀各会员单位积极建言献策、分享行业实践经验，联合专家共同完善细化措施，确保其兼具合规性与实操性，适配当前汽车产业发展实际。

　　王都介绍，中国汽车流通协会正在启动细化行动方案，接下来将会邀请车企和经销商、法律界人士展开研讨并达成共识。比如，明码标价的落实细化；价外馈赠行为的落实细化；积压库存的周期如何界定；在途商品的库存日期如何计算；进货成本包括哪些；返利政策要求的是以“合同等方式”事先约定，那么车企是否需要用书面方式与经销商达成一致；汽车交易网络平台经营者履行平台管理责任的落实细化。

　　同时，中国汽车流通协会还将研究建立汽车流通领域价格监测机制，形成构建科学的数据采集和零售价格预警体系，预计用两到三个月的时间形成初步方案上报相关部门审阅修改，并确定最终方案，争取在半年后开始落地推行。届时，面向相关企业，协会就《指南》的细化方案向企业宣贯政策，进行培训，帮助企业建立合规机制。

　　值得一提的是，当前我国汽车产业处于优胜劣汰的洗牌期，在行业门槛提高、监管更加严格之后，不可避免会进一步出现汽车品牌退出和经销商退出的情况。为有效维护产业链上下游主体的合法权益，并切实保障消费者权益，亟需构建一套科学、完善的品牌与经销商退出保障机制。例如，推行市场化品牌健康保险，引入商业保险机制，通过风险共担模式，为品牌的市场存续能力提供保障，或者设立政府主导的品牌保证金制度，由监管部门统筹，要求企业缴纳专项保证金。

　　同时，配套落实维修信息公开、车机系统持续服务及原厂配件供应等义务，确保退出后服务体系不中断。还可以组建行业专项保障基金，聚合行业资源设立保障基金，用于应对突发性市场退出事件，为消费者售后及产业链稳定提供兜底支持。

　　2月12日，国家市场监管总局发布《汽车行业价格行为合规指南》（以下简称《指南》），进一步规范汽车行业价格行为，促进汽车市场健康有序发展。在法律人士看来，《指南》的现实意义在于将汽车行业中容易引发争议、投诉或监管关注的价格行为，以更贴近行业业务流程的方式进行边界提示，从而提高监管尺度的可预期性，也提高企业合规治理“可核验、可追溯”的要求。

　　北京朗诚律师事务所相关负责人强调，《指南》属于指导性文件，虽非法律、行政法规，不直接创设新的法定义务或罚则，但其中提示的风险类型，往往可在上位法中找到对应的规制基础。其对汽车行业高频争议场景作出类型化梳理与风险提示，客观上会影响监管问询的切入点、证据关注点以及企业自证合规的路径。一旦相关价格行为进入监管调查语境，执法机关仍将以《价格法》等上位法完成定性，并据此适用《价格违法行为行政处罚规定》等规则确定法律后果。

　　对此，该负责人建议，车企应将返利政策落地为“可计算、可对账、可追溯”的闭环体系。为避免形成“经营者相互串通操纵市场价格”，如确需推动阶段性活动价或统一传播口径，建议将管理重心放在规则透明与履约事项可核验上，谨慎将资金支持条件与经销商终端成交价进行硬绑定。为避免被认定为“低于成本价销售”，车企可建立清库价等敏感定价的专项审批与测算机制，将终端直补、置换补贴、金融贴息、服务包赠送、专项返利等与价格相关的支持项目纳入单车综合让利测算，并对成本口径与期间费用分摊逻辑形成内部说明材料，必要时形成统一测算模板与留痕要求。对于确需清库处置的情形，应同步准备库存结构、库龄、改款停产节点等事实材料，确保在例外情形口径下具备可核验依据。

　　对于汽车经销商来说，可围绕报价、签约、交付、结算4个节点建立标准化文件与系统控制。报价环节宜形成统一的成交报价单与费用清单，清晰列示车价、选装、精品、金融、保险、上牌代办、服务包等费用构成及适用条件，避免以模糊综合价替代可核验清单；签约环节应确保宣传口径与合同条款一致，并对贷款购车、购买保险等附加条件进行事前显著提示并在合同中固化；交付环节应对赠品与服务权益形成可核验的交付清单或核销记录；结算环节应出具与费用清单一致的明细，降低价外加价与重复收费风险。对外宣传与直播话术建议建立事前合规审查机制，确保比较基准、促销规则与承诺内容具有可核验依据。

　　对于平台经营者而言，应对平台协议、促销规则与技术策略进行合规复核，避免形成变相限价或强制参与促销的机制安排，并建立异常低价识别与处置流程，形成触发标准、提示方式、处置措施与证据保全的闭环记录。平台提供标价模板、比价工具、自动促销配置时，应确保价格信息展示完整、促销规则可核验，并建立对虚假促销与价格欺诈风险的处置机制。针对监管协助义务，建议平台提前准备数据提取、日志留存、接口说明与内部协同流程，以提升应对检查调查的可操作性与一致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