星空体育,星空体育官方网站,星空体育APP下载

　　当前，世界经济进入深度调整期，围绕产业链、供应链的竞争日益成为大国战略博弈的核心维度。发达经济体推动制造业回流、强化技术壁垒、重塑供应链体系的趋势不断加速，全球产业格局正在从“大分工时代”迈向“安全与效率并重的新阶段”。对我国这样一个产业体系完备、开放度高的大国而言，这既是挑战，更是由新质生产力驱动产业跃升的重大机遇。

　　在我国新一轮发展规划中，提升产业链韧性、塑造新的竞争优势、推动新质生产力加快形成，已成为关系未来发展的战略任务。基于此，清晰认识外部变化趋势、把握产业链的新矛盾新机遇，并探索适应未来竞争的新路径，具有重要现实意义。

　　近年来，全球制造业版图正在发生深刻变化。美国、欧盟、日本等发达经济体相继推出再工业化计划，通过财政补贴、绿色技术基金、供应链安全协议和本地化激励措施，力图吸引关键行业回流。例如，美国《芯片与科学法案》明确对本土半导体制造提供高额补贴，并附带严格的供应链安全审查要求；欧盟则以《关键原材料法案》和《净零工业法案》加速布局绿色制造与战略资源本地化。这些政策共同推动高端制造出现新的区域集聚，全球产业链“结构重心”随之加快迁移。

　　在这一过程中，部分发展中国家凭借劳动力价格和资源要素优势加速承接中低端产能。例如，越南在电子组装环节的出口规模过去五年增长显著，印度在手机制造的全球份额不断提升，使全球产业体系的竞争层级更加多元。我国产业链原有的成本优势受到挤压，部分中低端产品面临被替代风险。

　　与此同时，我国产业链的安全性和稳定性也受到新的制度规范冲击。上游关键材料、核心软件和高端设备等领域仍存在不同程度的外部依赖，一旦全球规则调整，如绿色标准、供应链可追溯制度、敏感技术管控等发生变化，就可能迅速放大“卡点风险”。以光伏产业链为例，一些国家引入“碳足迹标准”和供应链来源审查，使得企业不仅要面对技术竞争，还要适应更加严格的非市场性规则。又如，在汽车产业的智能化转型中，部分关键芯片和基础软件体系尚需进一步提升自主供给能力。

　　值得关注的是，在压力不断显现的同时，新质生产力的加快形成也为产业链重塑创造了新的窗口。技术变革推动生产方式深刻改变，新模式创新促进生产组织方式重构，而场景驱动能力则为企业提供快速迭代的平台。在智能制造、绿色能源、数字基础设施等领域，我国凭借应用规模和创新生态的综合优势，已具备培育结构性新优势的现实基础。

　　全球再工业化带来的竞争压力与国内新质生产力的兴起正在交汇，我国产业链既面临来自外部的挤压，也迎来向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升级的战略机遇期。

　　在全球产业重构加速推进的环境下，我国产业链的运行逻辑、比较优势和治理体系均面临新的检验，一些深层次的结构矛盾逐渐显现，并成为制约产业链向更高水平跃升的关键因素。外部再工业化趋势与产业链安全治理要求不断叠加，使得我国现有产业体系在结构、能力与规则适应性方面暴露出新的瓶颈。只有充分认识到这些矛盾的结构性与长期性，才能为下一阶段的产业链优化和政策创新奠定更加坚实的基础。

　　关键链条起点仍相对薄弱。我国在中游制造环节具有明显优势，但在关键材料、核心软件、高端设备等“链首端”领域仍依赖外部供给，替代能力不足、供应集中度高的问题尚未根本解决。全球产业链规则的任何变化都可能迅速传导至国内，放大关键环节的脆弱性，使产业链整体安全性面临不确定性，成为制约产业体系由“大规模”迈向“高质量”的重要因素。

　　我国结构性优势的形成仍不充分。随着国际竞争从传统的规模竞争和成本竞争转向更加注重结构优化、标准制定和应用场景组织，我国产业体系“大而不强”的矛盾更加突出。在一些新兴领域，我国虽具备庞大的应用市场，但制度供给力不足、标准国际影响力有限、场景开放度不够等问题，使得产业链从“规模驱动”向“结构驱动”的转型仍处在关键突破期。

　　科技创新与产业化的衔接有待进一步强化。新质生产力的形成依赖科技创新链、产业链和资金链之间的高效协同，但在部分战略性前沿技术领域，“研发强、产业弱”的现象依然存在。科研成果转化周期较长、市场应用不确定性高，使得关键技术难以及时跨越“产业化临界点”，影响了我国创新在全球竞争中的转化效率和实际带动能力。

　　总体来看，这些问题反映出我国在产业链迈向更高质量、更强韧性、更高安全水平的过程中仍面临系统性挑战。未来必须在打牢基础支撑、重构动力机制和提升治理效能等方面持续发力，才能为新质生产力的加快形成和产业链竞争力的稳步提升创造更加有利的条件。

　　在全球产业链竞争格局深刻调整的背景下，我国的产业升级已不仅是“补短板”的技术性问题，而是关系未来增长动能和全球竞争地位的系统性任务。新质生产力的加快形成，为我国在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方向上重塑比较优势提供了关键抓手。要把这种潜在优势真正转化为可持续的产业链竞争力，需要在治理体系、结构优化、创新机制和政策协同等方面形成合力。

　　提升关键产业链的系统治理能力，是应对外部不确定性的基础工程。建议围绕战略性链条构建依赖度、替代能力和敏感度等指标体系，推动建立贯通链首端、链中端与链末端的动态监测机制，实现对关键环节变化的实时识别与响应。例如，以高端制造装备为代表的行业，一旦核心零部件外部供应受阻，下游整机企业将面临难以替代的风险，而提前形成“台账式管理”有助于提升产业链的可预见性和稳健性。

　　以标准、平台和场景引导产业结构升级，是塑造新优势的重要路径。近年来，新能源、智能网联汽车、工业互联网等领域的快速发展充分说明，应用场景的开放度与创新活跃度息息相关。比如，在智慧交通建设中，多地开放城市级测试场景，使车路协同、自动驾驶、车联网等技术得以在真实环境中迭代，带动整车企业、算法公司和通信企业协同创新。同时，积极参与国际规则制定，推动我国在绿色认证、供应链可追溯、智能制造标准等方面提升话语权，也有助于构建面向未来的制度性优势。

　　建设贯通从研发到产业化的协同体系，是加快新质生产力落地的关键环节。当前，一些战略性技术领域存在“实验室成果多、规模化应用少”的现象，需要通过创新共同体等方式打通技术链、产业链和资金链，实现资源的高效配置。以光伏、动力电池等产业为例，通过龙头企业牵头、高校科研机构参与、金融工具配套的模式，实现了从技术突破到产业化快速落地，形成了世界领先的竞争优势。类似经验可在更多前沿技术领域推广。

　　加强政策体系的协同性与前瞻性，是保障产业链升级战略顺利实施的重要条件。产业政策、科技政策与财政金融政策应形成合力，不仅支持企业进行技术升级，也为构建安全韧性的产业体系提供制度保障。例如，通过财政金融工具支持技术更新，通过科技计划引导创新方向，通过产业规划统筹链条布局，可以形成政策组合拳，提升应对外部环境变化的整体能力。

　　全球产业链重构正在进入加速期，不确定性成为常态。在此背景下，新质生产力不仅是经济增长的新动能，更是我国参与全球产业竞争、构筑产业链安全体系、实现高质量发展的关键力量。只有持续推进结构性调整、强化创新驱动、提升制度供给能力，才能在未来国际竞争中实现从“跟跑并跑”向“领跑”的跨越。

　　本文为中国社会科学院学科建设“登峰战略”资助计划（GJS202511）的阶段性成果。

　　（中国社会科学院习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中心特约研究员 时杰）返回搜狐，查看更多